英国税收制度的历史演变英国税制的产生

英国税收制度的历史演变英国税制的产生

责任编辑: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  文章来源: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2/19 14:25:00

    中世纪时期的国王从三个途径获得收入。他们可从王室财产和封建权力得到收入,这两者可以满足其正常用度。国王还可以在紧急需要时征收关税和补充收入,但需经国会同意。实际上,国会往往不会同意给予国王要求的全部资金,因为国会的作用之一就是控制公共开支。
    关税对进出口物品征收。最初这部分资金用于海军开支,为商业安全提供某些保护,商人们也将这种税视为某种保险金支付,但随后也被挪作他用了。大部分进口品是奢侈品,所以这种税是由富人最终支付的,他们事实上也从这种税收中受益最多。
    封建劳役以付款来代替劳役均属于直接税,关税则属于间接税。间接税既便于征收,征收成本也低,直接税则相反。英国此时期征收的间接税具有许多优点。首先是该时期有大量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与欧洲大陆),因而较低税率就可征集大量收入。其次,尽管因为走私而发生大量逃税行为,但相对来说征收成本较低。
    在战争时期,国王难以征集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其战争需要。国王也没有绝对权力去征集额外资金,他只有与其较富有的臣民进行商量,这些臣民通常坚持要国王遵循正式的筹款程序。即要召集国会开会,国王提出增加关税或征集额外资金的要求,一般叫做什伍一税或什一税,对所有动产或所得征收。国会议员们是国家最富有的公民,也是最可能受国王征税权力影响的人。但是,国王若输掉战争,这些人遭受的损失也最大,因此,国会一般会同意国王的要求。事实上,这些税收的增加往往导致财富的转移。但此时在君主和议会间有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是国会占了上风。
1377年,国会同意让国王向其所有男性成年臣民每人课征4个便士的人头税。两年之后,国王被允许课征分级的人头税。农民仍然支付4个便士,但有地位的臣民则要纳更高的税收,依据其地位(如子爵、男爵和市长)要课证高至4英镑的税收。从实际收入不同,但当时没有一种机制去确定人们波动不定的收入,所以只能对固定收入征税。
    一般平民开始对抗这种税,逃税在当时也相当普遍。两年后,议会又一次(虽然是不情愿地)授予国王课证人头税的权力,这一次是每人一先令(12便士)。由于没有分级,从而明显是累退性的税,税负主要落在穷人身上,人们广泛地逃避此税。事实上,农民进行了起义并几乎推翻了国王的统治。
    1435年和1450年,临时性地开征了一种分级的所得税。该税对低所得按2.5%,对高额所得按10%的税率课征,该税同样只对固定所得征收。
    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实行了两种制度的混合。收入可以容易确认的个人(如教师、工资收入者和土地所有者)缴纳所得税,收入波动幅度较大的个人(如商人、专业从业人员和佃农)要就其动产纳税。伊丽莎白统治期间,所得税率为20%,而动产按2/15的税率课税。动产包括钱币、商品、家庭用品以及纳税人的净债权。即使穷人也要纳这些税,因为起征点标准定得很低。如以往一样,这些税种在紧急需要时才开征。到16世纪中期,起征点提高了,只有中上阶层才付税。
    在斯图亚特统治期间,国王和议会间就税收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主要是因为斯图亚特没有足够收入维持王室需要。这导致了詹姆士国王请求国会为他们政府提供日常开支所需经费。詹姆士的儿子,查尔斯国王也同样遇到财政拮据问题,而议会则拒绝他开征永久性关税的权力,只让他开征12个月的关税。其后,查尔斯在没有征得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课征了关税。君主与议会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最终发生了一场内战,而查尔斯也最终被处决。自此以后,直至今日,英国议会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虽然此后又从查尔斯二世起恢复了有限的君主权力。这场斗争的一个有趣的后果是国内收入局被授予职权按王室命令(而非议会命令)行事,从而这一委员会就继承王室的某些品质,尤其是所谓的正义、公平和仁慈。
    1643年开征了对食品、饮料和其他基本生活品的国内消费税。这些税不太受欢迎,因为税负落在包括穷人的所有人身上,但有易于课证的优点。如同此前的人头税一样,对生活必需品具有累退性,即穷人要将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付税。
    议会试图在查尔斯处决后改革个人税制,但基本未获成功。国家被分为多个地区,每个地区被要求征集固定数额收入,至于征税的方式则未作指导,也没有监督。此时的税收很快变为对土地(而不是对所得或其他财产)的税收。
    1622年开征了炉灶税,但人们可以暂将炉灶封闭起来而轻易地逃避了该税。
    1688年,设立了分级人头税和一般资金体系(General Aid System)。个人依据其身分等级缴纳人头税。在一般资金体系中,开征了三种税。拥有物品、商品、货币和债权等财产的个人要按其年利润征8%的税(年利润定为净资本额的6%),雇员按薪金的5%付税;对所有的土地、房产、什一税收入和矿产每年的实际价值征5%的税。到1692年,该税率已达20%。起初这种税开征得很成功,但随后收入一直下降,到1698年,取消了人头税,又重新设立了对各地区的固定收入指标制度,不过此时明确规定了税基和税率。工资收入按15%课税,各地指标中收入不足部分以土地税补足,土地税是对土地、房产、什一税收入和矿山财产征收。逐渐地,对收入的征税变得几乎不可能,而土地税成为议会直接税的唯一来源。土地税是在1949年最终取消的。土地税之所以长寿,原因之一是其便于征收和不易逃避,这些优点胜过了其诸多缺点。
    1747年,开征了窗户税,试图减少税收的累退性。因为人们认为富人的房子大、窗户多,因而会比穷人付更多税。但正如以往的炉灶税那样,避税很容易进行,到1751年,窗户税被废止,理由是它会妨碍公众的健康。
    现代所得税起源于威廉·皮特于1799年创立的所得税。在拿破仑战争开始时,威廉·皮特根据未来消费税收入为战争举债,这成为第一赤字预算。但是战争持续时间很长,这种筹资方式难以为继。皮特急需采取其他方式征集税收收入。他设立了一种所得税——对中上等阶层的所得征税10%。主要是因为一旦战争失败,这些中上等阶层将会遭受最大损失。该税存在大量逃税,第一年只征收了600万英镑(而不是预期的1000万)。
    虽然最穷的人不要纳所得税,但据估计,到1810年,年收入22英镑的劳动者要缴纳11英镑的间接税,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率。看来通过提高间接税来为战争筹资是不可能的。年收入在60英镑以上的纳税人被要求填交纳税表,列出所有来源的收入并计算出应纳税额。
    法律上规定对纳税申报表的正确性实施临近。为了减少普遍发生的逃税,英格兰银行还设立了预扣税制度,如银行在扣除税收后支付利息。皮特在1801年辞职,其所得税在1802年也被取消,因为它只是被视为一种战时税。1803年,埃亭顿(Adding ton)开设了一种新的所得税,它采取了按来源将所得分类的方式,即分为A—E五种。这五种来源收入的分类,除了B类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取消之外,其他均延续至今。埃亭顿还实行了“从源课税”。由于这方面的创新,应该说埃亭顿才真正是所得税之父(以往人们一般认为皮特是所得税之父)。埃亭顿的所得税是累进制的,税率从1%(英镑所得)至10%(200英镑及以上所得)。1816年所得税又一次被取消。
    1842年,皮尔又一次临时引进所得税,税率很低,目的是应付500万英镑的遗留财政赤字。皮尔沿用了1803年埃亭顿的所得税法案,只作了少量修正。他反对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的建议,认为这会导致富人停止其经营业务甚至逃离本国。皮尔对低于150英镑的所得实行免税,高于150英镑的所得部分一律按3%税率征税。同时,减低了间接税以促进制造业、贸易和商业部门的发展。
    人们不顾所得税的缺点而支持了皮尔的所得税,因为它不但是临时税收,税率又较低,而且工业家们认为政府通过间接税征集收入会削减人们的消费支出,并且会增大通货膨胀。皮尔还创立了一种特别委员会制度,委员(又称专员)们是税务专家,商人可以向其咨询,同时能保护商业秘密。此外,如果纳税人对于其所须缴纳的税收持有异议,他可以向特别专员或普通专员起诉。这一制度延续至今。
    皮尔还设立了罚款制度,即对于有意识不申报所得的纳税人处以50英镑的罚款。该项罚款在1923年被取消,但今天国内收入局对于不缴纳应纳税额的纳税人可以收取利息和课以罚金。
    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在19世纪下半叶做了13个预算。在其1853年的第一预算中,年公共支出超过5000万英镑,其中约3000万用于支付国债利息。他认为预算赤字的原因在于所得税水平过低。1853年的所得税收入甚至比1806年至1815年期间的所得税水平都要低。他深知现行所得税制度的问题所在,认为自行估税制度导致了广泛的欺诈行为。为了提高税收收入,格拉斯顿增加了遗产税,在土地主和业主死后,其土地和商业资产要纳税。他降低了间接税,认为这会刺激消费从而事实上不会减少政府的净收入。这一措施加上皮尔已采取的措施,鼓励了进口,也使出口产品价格尽量地降低了,促进了自由贸易。但他未能减低财政赤字以及未能安排对公众卫生与住房方面的支出,因而受到批评。
    格拉斯顿曾试图在1860年废除所得税,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做到。而且因为公共开支已经在急剧增长,所得税率还得提高。
    哈科特(Harcourt)在1894年引进了财产税(有人称为死亡税)。财产税清除了旧遗产税的诸多偏差,主要由土地主承担。哈科特对此辩解说,自铁路修筑后财产价值已大大增加,因而可承担更多税收。对于价值在100至500英镑的财产,税率为1%,对价值在100万以上的财产,税率为8%。所征集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扩充海军。该税遭到许多家庭的反对。他们抗议道,个人消费其钱财可以不纳税,而积聚财富留给下一代人的人倒是必须纳税。避税问题此时也被提出来了,一些人认为纳税人只要当前将财产赠送出去就可完全避免财产税。哈科特则辩护说,财产税是唯一的向不能产生所得的财产(如纳税人主要住所)征收的税。哈科特接着又考虑让所得税更为累进的问题。他积极支持从源扣缴制度,它可应用于所得税征收额的3/4以上。他认为这种制度会保护人们的所得方面的隐私。但从源扣缴制度使所得税制不可能实行累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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