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是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管理就没有组织或社会的有序、和谐，就没有效益和成就，也不可能有人类创造性的劳动。管理也是生产力。一个社会与一个
组织的有序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管理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在儒学一贯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尤其是管理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儒学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它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善的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以安民富民为其目标，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儒学管理思想对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学管理思想的精华，也必将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中发挥它的
文化主体性作用。
贡献之一：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人性本善的管理模式
从儒学的观点看，“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是宇宙的中心，断言宇宙之中最宝贵的事物是人。因此，人在社会、国家中的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很早就把人从宗天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不屈从于神的独立地位。因此，人成了儒学的研究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
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也是人。人是贯穿整个管理诸环节、诸要素的中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是人，劳力者亦是人。荀子认为：“尽伦尽制”（《荀子·解蔽》）、 通晓事物普遍规律的“圣人”是管理的主体，而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普通民众是管理的客体。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组成一个组织的主体。社会离不开人，
组织也离不开人。人与天地参，是宇宙构成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儒学所建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在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上，从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把人当作被动的物来看待，到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并进而重视人、尊重人，发挥人的能动性，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新理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学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儒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从弗·泰勒开始的现代
管理理论，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西方
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探索， 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复杂人”等假设。这些假设无不是为了认识人，适应或重塑人性，从而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儒学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性理论， 即“性善论”、“性恶论”、“善恶混论”、“性三品论”、“二重性论”等等，也不外乎是要探索出一种更适合人性、更有效益的管理模式。儒学为了经世致用，为了管理社会，不断地对人性进行探索，一直是儒家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人性本善是儒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孟子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性善的理论，并且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证。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来源于人先天具有的“善端”，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具有善端，说明人具有为善的可能性。保持住善端，并且扩而充之，可能性的善就变成了现实的善。“恻隐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仁”，“羞恶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义”，“辞让之心”表现出来属于“礼”，“是非之心”表现出来属于“智”。（《孟子·告子上》）因此，在孟子看来，“善心”、“善德”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本质规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世上的恶人，是因为后天
教育不善，学习不良，丧失了作为人的善德。基于孟子对人性的这样一种认识，他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人性管理模式，即他的“仁政”治国学说。
孟子的性善论，对管理学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首先孟子认为，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人的行为不是由于某种外力或强制力驱使的结果，而是由于人内心“良知”（《孟子·尽心上》）的召唤。“良知”是人从事一切有益社会活动的内在根据。因此，孟子反对用严刑峻法、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被管理者，主张通过
教育， 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自觉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第二、强调用“推恩”【注一】的方法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推恩”就是把“仁爱”之心推广去爱他人，甚至去爱物类，即所谓“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人与人相爱是人际和谐的前提，人际和谐是实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管理有序化并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条件；第三、强调自尊和尊重他人。孟子强调管理者要自尊、并尊重被管理者，才能受到被管理者的尊重和爱护【注二】。自尊是每一个人应具有的人格，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孟子大力提倡以“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及其尊严；第四、强调“与民同乐”。孟子认为，管理者不要只顾及自己享乐而忘记被管理者的疾苦和基本需求，而要关心被管理者的疾苦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乐，人心就归顺你；不与民同乐，人心就背离你。（《孟子·梁惠王下》）这样
组织的有序与平衡就会被打破；第五、强调自强不息、刚毅进取。孟子认为，人有高尚的道德感和自信心，因此就有自我实现其最高人格的强烈愿望。 为了实现其最高的人格理想， 人们必须自强奋进， 坚韧不拨，甚至不惜“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 杀身成仁来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第六、强调重视人的物质利益。孟子认为要“仁民”，在政治上要实行“仁政”，要“省刑罚，薄税敛”，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孟子·梁惠王上》）以上是从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假设中得出来的结论，它说明孟子性善说在管理学上的价值和意义。
与孟子相反，荀子提出了人性本恶的理论。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恶的，人的善德、善行是后天教育、学习和改造的结果。荀子说：“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荀子认为，性、情、欲是有区别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还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礼论》）荀子的所谓“性”，指“本有”，即人的生理本能或生理欲望。“情”是“性”的内容。如“目欲綦色，耳欲綦声，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荀子·王霸》）再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后而生之者也。”（《荀子·性恶》）荀子把由于满足上述生理欲望和需求而可能产生的争夺，由争夺而产生的邪恶与暴力，叫做“性恶”。荀子从“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的基本假设出发，提出了“性伪合而治”（《荀子·礼论》）的人性管理模式，具体说来就是“隆礼重法”，通过“礼义”的教育，改造人性中的恶，导人为善，使人按照“礼义”的规定，各自按其自己的名分、等级行事，使社会归于有序与和谐；其次，要通过法律来惩罚那些通过
教育而不为善，仍然违犯礼义之规定而走向犯罪的人。因此，“隆礼重法”是建立在“性恶善伪”这个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管理模式与人性假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在荀子他的“性恶论”中，把人的生理本能当作人性来研究，完全是合理的。人的生理欲望和需求本是人性的一部分。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当然人的本质则是他的社会性存在。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是把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与邪恶混为一谈，但是，荀子把他的管理模式建立对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则是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首先，荀子看到了人的生理需求的合理性，满足人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趋利避害等要求，具有重要的管理学意义。按照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注三】，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人只有满足了这些基本需求之后，才能从事劳动，创造价值。第二、荀子肯定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这个社会存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具有“礼义”之德，可以通过“礼义”的教化，“法正”的治理，“刑罚”的禁处，把人的生理欲求和行为引导到适合於“礼义”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中去，从而达到对国家的治理。（《荀子·性恶》）荀子“礼”的内容包涵有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通过“礼义”的
教育，使人性升华，使之合于善，使之能自觉地遵守仁义、忠孝、慈惠等道德行为规范，实现自律的社会管理。所以，荀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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