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公案”伊始，郎咸平北上对峙顾雏军时，提出了“保姆论”——“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保姆就成主人了”。这是目前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缺位的生动描述。
同样说国企老板的价值问题，还有一个“小偷论”。
两年前的一次“两会”分组讨论上，联想老帅柳传志刚刚准备展开一个企业界高薪养廉的话题，一位从事法律
工作的官员立即站出来说：“以你的说法，那就是说一个人偷东西是因为穷，为了不让他偷就给他钱，有了钱他就不偷了？”
这次的大讨论中，“保姆论”与“小偷论”之博弈似乎又打成了一个“死结”，解“结”者，正是全盘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国企的管理者都佩服韦尔奇。这位全球第一
CEO做了美国通用20年的“保姆”，成功地引导通用走出困境。从没当过股东，但可以拿到千万美元的年薪。原因之一，
美国的实业界是一个大职场，人人可以有进有退。
谁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
CEO呢？但国内大型国企的管理者却生活在悖论里。
他们通常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如倪润峰、谢企华、张瑞敏，等等，他们更愿意被叫做“老总”而非“职业经理人”。没有职场逻辑的用人环境中，《万历十五年》式的历史悖论同样可以套在国企老总们的头上，云南红塔的褚时健就是一例。他们成功时，没有机会像韦尔奇那样大胆拿到数百万元年薪；他们干砸时，一样还是国家的人，换个企业接着干。
倪润峰们值得我们尊敬，在干好干坏都一样的潜台词下，他们自觉地选择了干好，把企业推向成功，理应得到善待。
于是，这种善待又出现了新的扭曲——干脆把企业卖给这些老总，让国有企业民营化。
更有甚者提出，有些企业家挽救了国有资产，为国有资产增值了，增值的部分应该是那些企业家的。可是，按这种逻辑，
美国通用是否应归入韦尔奇名下？
制度的缺席造就了国企现有的用人制度——老总缺乏激励机制、正常的退出机制以及正常的信托责任。
“郎顾公案”所引发的学界大争论的贡献，正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似是而非的管理者概念的弊病。同时，揭示答案——职业经理人制度要提上议程，与其依赖道德自律，不如铁腕执行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