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将中国29个样本省市（不包括
重庆、
西藏和
宁夏）根据经济特征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别，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效应，并探讨了这种趋同效应发生的机制。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在过去20年中比中西部地区要发达，众多文献在研究区域趋同的时候都是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但这其中存在较大的问题，三个区域的划分并未形成统一标准，并不能表明这三个区域内省市的经济结构相似，因此得出的区域趋同结论存在一定的缺陷。除了验证中国区域的趋同效应以外，这种趋同效应产生的原因和机制也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区域的划分
根据蔡（2000）、王小鲁、樊钢（2004）、许和连、赖明勇（2003）的调查，本文遴选了市场化程度、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人口增长率等7个指标来衡量地区的经济结构，指标符号和名称见表1。
表1指标名称及说明
本文选用1989－2004年上述指标的平均值进行聚类分析：第Ⅰ类包括有
北京、
天津、
辽宁、
黑龙江、
吉林、
上海、
江苏、
湖北、
广东、
四川，它们的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都很高，而且是第二、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比较大的一类地区；第II类包括有
河北、
山西、内蒙、
浙江、
安徽、
福建、
山东、
河南、
湖南、
陕西、
甘肃；第III类包括有
江西、
广西、
海南、
贵州、
云南、
青海、
新疆，它们主要是市场化程度不高、第一产业比重很大、城镇人口占很小比重的一类地区。这与以前学者人为划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结果是不一样的，这里各省市的经济结构更为相似，更能符合俱乐部收敛的前提条件。
二、中国区域趋同及机制研究
（一）模型和指标选择
研究趋同一般始于Barro回归方程：gi，t，t+T=α+βln（yi t）+εi，t，大都采用截面分析。Islam(1995)指出，截面分析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建议采用面板分析，因为面板分析既能保持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一致(每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相等，为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又能解决估计有偏问题，而且Islam发现Barro回归方程和MRW分析框架可以自然推导出面板分析的回归方程。故这里采用Barro回归方程，通过面板数据来分析中国的区域趋同效应。
数据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1989年-2005年）和《新中国50年
统计资料汇编》。人均GDP均为真实人均GDP，即对名义人均 GDP进行物价指数的修正。考虑到各省的物价指数难以获得，统一采用同年全国的
物价指数进行处理；资本存量是采用永续盘存法模拟的，首先根据
固定资产投资流量模拟出名义资本存量，然后按照
物价指数进行修正得到实际资本存量。
（二）描述性
统计 在经典的趋同研究中，一般用区域人均GDP对数的离差变化测度 趋同，如果随时间推移， δ值（即离差）变小了，就说明发生了δ趋同，区域经济差异呈缩小的趋势；若随时间推移，δ值变大了，则说明发生了δ趋异，区域经济差异呈扩大的趋势。
从图1-图4可以看出，全国地区差异、第Ⅰ类地区差异、第II类地区差异在近10年都处于缓慢增长的状况，发生了δ趋异；而第III类地区除了在1993年差异扩大以外，近10年差异都在呈不断缩小趋势，发生了δ趋同。
（三）区域趋同分析
利用Barro回归方程考察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β趋同、条件趋同和俱乐部趋同情况，实证结果见表2。回归方程1，2，3，4分别考察全国、第 Ⅰ类地区、第II类地区、第III类地区的区域趋同效应。从回归方程1的结果来看，初始人均GDP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但是不显著，说明中国的绝对β趋同不明显。进行分类后，回归方程2，4显示，初始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第Ⅰ类地区、第III类地区存在明显的条件收敛。而从回归方程3来看，初始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II类地区不存在条件收敛，这和以往按照东、中、西划分的结果显著不同。俱乐部收敛与条件收敛不同，它指的是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即较穷的区域集团和较富的区域集团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在本文中，第Ⅰ类地区和第III类地区的结果正好说明了相似的经济结构的区域存在俱乐部收敛，即经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地区之间以及经济结构处于中等的第II类区域却没有收敛的迹象。这是与以往根据东部、中部、西部划分结果显著不同的。
（四）区域趋同机制研究
趋同的机制主要有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机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趋同）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趋同机制（技术普及和转移导致趋同）。 Dowrick和Rogers（2002）的分析框架能同时考察这两种机制在趋同中的作用，即gi,t=c+βln(yi,0)+xki,t，其中g,y 和k分别表示人均GDP平均增长速度、初始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这个分析框架在MWR（1992）的基础上引入资本变量，用以直接刻画资本积累在趋同中的作用，而把初始人均GDP解释为技术缺口，从而实现了同时在一个框架中考察资本积累和技术转移在趋同中的作用。如果x显著并且x< 1，则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机制；如果β显著且β<0，则存在新增长理论趋同机制，见表3。
表3技术和资本积累在区域趋同中的作用
回归方程5，6分别在回归方程2，4的基础上引入资本控制变量，研究两种机制在第Ⅰ类地区和第III类地区趋同中的作用。回归方程5，6的拟合度比回归方程2，4明显提高，分别从19.8%，25.1%提高到34.2%，36.1%，回归方程的x和β都很显著，且 x<1，β <0，表明在第Ⅰ类和第III类区域趋同中同时存在着新古典增长的趋同机制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趋同机制。
从趋同速度来看，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机制所产生的趋同速度（资本趋同速度）达到4.76%和4.81%，接近于Dowrick和 Rogers（2002）的5%的资本趋同速度，且趋同速度相差不大。就新增长理论的趋同机制所贡献的趋同速度来看，第Ⅰ类地区和第III类地区的技术扩散趋同速度递增，分别为1.62%和1.84%。这说明，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技术的接纳者，第Ⅰ类地区的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很高，第二、三产业占比较高，是中国最早学习国外技术的地区。在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它们通过不断“试错”来寻求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制度等，是“干中学”模式。而第III类地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低的地区，主要是学习第I类地区已经探索成功的经验，是“看中学”的模式，缩短了技术消化过程，因此在反映技术扩散所贡献的趋同速度上，第I类地区低于第III类地区。
三、结论
本文采用聚类分析，将中国29个省（直辖市）按照其经济结构划分为三类地区，第Ⅰ类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很高，第III类地区的开放程度很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很大，而第II类地区指标处于第Ⅰ类、第III类地区之间。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不存在绝对的β趋同，但存在典型的俱乐部收敛，即经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地区之间以及经济结构处于中等的第II类区域却没有收敛的迹象。从趋同机制来看，这两类区域趋同中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趋同机制，由于这两类地区在学习技术过程中采用的学习方式不同，导致在技术扩散所贡献的趋同速度上，第Ⅰ类地区要低于第III类地区。
